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科院院士杨玉良在近日召开的首届河北省研究生教育发展创新论坛开幕式上说，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观点是误区，研究生教育并不存在本科化趋势。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崔亚峰也表达了相同看法，他认为，本科教育是班级教育，要求全面系统地学习知识，而研究生则是个别教育，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作具体指导，制定不同的培养计划。

    研究生教育是不是存在本科化趋势，这是一个已经引起争论的话题。笔者不想介入这样的争论，而是由此想到一个与此没有什么关联的问题：研究生们在哪里上课？

    去年，《时代潮》杂志刊登了箫郎先生的一篇文章，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跟随南开大学中文系硕士导师、著名唐诗宋词研究专家名双启学习的情景。那时王先生共有三个弟子，师生之间是亦师生亦父子的关系。开学伊始，王先生在南开园里的宜园饭店请三位弟子吃饭。“那时，研究生除了政治和外语上大课之外（同年级的研究生一起上课），还要上小课，所谓小课，还真有点开小灶的意思，即导师专门为他所带的几个学生上课。上课有时在学校的课堂里，有时就在先生的家里，有时是听他的专题讲座，有时就成了讨论对话。”当时这种情形并不少见。那时每个导师一般就带一个人，多的不过两三人，甚至有些地方出现过三名导师带一位硕士的情况。许多导师干脆把学生招呼到自己家里上课。笔者认为，真正学术型的研究生，应当是小班，越小越好。在家上课就是非常理想的研究生培养方式。

    但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研究生扩招的比例达到每年25%～30%。1998年全国招收7万研究生，2001年到了16万，2005年则达到惊人的30万～35万，是1982年的30倍。据统计，导师人均指导的研究生数为16人，其中16.8%的导师指导的研究生数量在30人以上。30人是什么概念？一个班！这使得给研究生上课的导师已经不可能把学生领进家门。一位从外地考入北京某著名高校读研的学生发现，她这个班级共有50多人，比本科时的人数还多。上海某校的一些研究生三年没上过一次小课；广州某所高校研究生基本上没有20人以下的课堂。上海教授许纪霖说：“现在某些大学，研究生人数已多于本科。100多人的梯形教室坐滿了听课的研究生，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使研究生与导师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一些人读研三年，见不到几次导师，更遑论让导师“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了。许多导师很久之后依然叫不全自己学生的名字，师徒形同陌路。一位研究生导师讲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位教授搬家，叫来自己的研究生帮忙。搬完了，这位教授十分感激地握着一位学生的手说：“谢谢你！同学，你是哪个教授带的研究生？”这样的师生之间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深厚的感情了。结果，充满个性化的研究生教育变成了批量化、模式化的大机器。

    去导师家上课的情景，似乎已经永远成为研究生的梦想，师生之间亦师生亦父子的关系也遥不可及。虽然研究生在哪里上课并不重要，但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假如我们不正视这个问题，即使研究生教育本科化不是现实，早晚也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一个不得不尴尬面对的残酷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