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组织了一次“文科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在落实接收单位的被调查者中，46.3%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目前的工作和所学专业无关；有明确职业规划的毕业生更受用人单位青睐，否则薪资水平较低。(《中国青年报》11月26日)

　　“近半文科生所用非所学”，这一信息极为公众关注。很多人据此破口大骂，批评大学专业设置不合理。结论也许是对的，但是论据搞错了。以所用非所学来论证专业设置不合理，既是对大学宗旨与精神的误读，也是对学以致用这一概念的误读，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功利气息。专业与就业干吗非得“对口”？

　　专栏作家薛涌讲过一段亲历：一位亚裔女士在他家附近开了一家小熟食店，生意清淡。他原以为这个惨兮兮的小店不久会倒闭，但偶尔吃过那里的东西，顿觉口味非常不错，小店生意不久渐有起色。后来才知道，那位女店主竟是耶鲁法学院出身。人称进了耶鲁法学院，一辈子不用为前途操心，而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只有三分之一能够说这样的话。耶鲁法学院按媒体炒作出来的形象，应该是个培养总统的地方。但是，这里没有人就这件事情大惊小怪，小店依然那么平平静静。

　　耶鲁法学院毕业生与熟食店乃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在很多国人眼中这应该算大大的“所用非所学”，算典型的大材小用，浪费教育资源。然而美国人并不为此惊诧，这与美国教育哲学的渲染息息相关。美国教育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人格教育就是其焦点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以及20世纪其他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都将人格教育当做学校“天职的核心”。杜威认为人格并非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而是实现结果的能动力量。在这样的语境中，专业不对口并不被美国人认为不妥。

　　是的，大学所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素质，与其说是一门具体技能，不如说是一种精神气质。有了这种精神气质，干什么都会得心应手。鲁迅先生是学医的，但后来却成为一代文豪，之所以如此，并非医学院教给了他写作技能，而是因为他有着救国救民的精神追求。

　　事实上，也没有哪一种工作只需要某一门专业的知识，也没有哪一种专业注定只能从事某一特定的职业。在很多人眼中，学哲学的必须搞哲学，学历史的必须搞历史，如此才算学以致用。这实质上是对学以致用的偏激理解。只要大学生学到了“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并将这种意志与人格用于工作中，那么就算是学以致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