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这些投资，都是我开农家乐赚来的钱。”曾华美说，“现在，这个农家乐是父母、我和妹妹三个人股份组成的小公司，我负责承包经营。我老公在城里上班，就买了一辆奥拓车每天往返。我们日子过得相当满意。”

　　分享变迁的当然不止曾华美一个人。2005年底，红砂村已有“农家乐”等各种商业网点98个，全村的人均年收入也从2002年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近7000元。

　　红砂村“花乡农居”的成功，也加快了三圣乡其他村子的改造步伐：幸福村围绕梅花文化，栽植20余万株梅花，其旅游观光项目名为“幸福梅林”；驸马村种植1000余亩菊花，以菊造景将部分民房改造成院落式工坊，引入剪纸、年画等特色民俗，构建工坊艺术村，称“东篱菊园”；万福村里荷塘很多，通过政府规划和引导，集中打造1000余亩超大荷塘，称“荷塘月色”；江家堰村则依托种菜的“老本行”，以江家绿色蔬菜品牌为媒介，通过都市人与菜地农户签订代种协议结对，让城里人体验农事，称之为“江家菜地”。这五个曾经以贫穷闻名的村子，如今各具特色，欣欣向荣，被当地称为“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的成功，每一步都是在实践中“憋”出来的。锦江区委书记白刚说，我们心里始终想着怎么让农民致富，挖掘出每一村、每一户的特点，尽量通过不征地、不拆迁实现农村发展，保证农民不失地、不失业、不失权(土地承包权)、不失利。

　　成都“大交通”碾破“二元”坚冰

　　有的重大改革其实肇始于细小的事情。2006年1月20日，成都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被撤销，重新组建成都市交通委员会总揽负责全市城乡的公路、水路、公共交通、出租汽车和城市轨道交通等──这项促进“大交通”新格局的机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其启动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一条普通公交线路的开通。

　　2004年2月，成都大学一名身为政协委员的教授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将城市公交线路延伸到已成为都市卫星城的十陵镇。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成都大学已迁至十陵镇，另外还有一所重点中学也将迁至该镇，加上十陵镇原有的8万居民，都面临“进城难”的尴尬。

　　提案上交后，成都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很快都派人来了解情况，并表示确实应该延伸或新增公交车到十陵镇。主管部门拍了板，问题解决本应指日可待，然而，直到2005年8月，第一班周末增开的公交车才驶进十陵，从决策到落实历时18个月。

　　不是有关部门不干活，而是有车的建不了站台，有站台的管不了车，协调来、协调去，好事自然也就多磨了。原成都市交通局长、现市交通委员会主任黄平说，按当时的管理体制，市政公用局负责城市公交和出租客运，就是“管城里头的”；交通局负责长途客运和县(区)市之间出租客运，就是“管城外头的”。城里的开不到乡下去，城外的进不到城里来，不仅造成了交通运输资源的浪费，还因管理混乱给群众带来许多麻烦。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深入，许多原来的乡村变成了城市或市郊，那种按以前行政区域划分的城乡交通运输管理范围，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了。

　　2004年8月，311路公交车第一次开进了郫县安靖镇方碑村站，取代了以前的乡村客运。而从试点开始到2005年11月开通的23条公交线路，已经使人称成都“后花园”的郫县实现了镇镇通公交车。新都斑竹园镇安乐村70多岁的刘桂珍婆婆介绍说，以前出去要坐摩托车，风又大，还不安全。现在好了，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想进城抬脚就走，家里种的菜也随便就能卖到城里接去了。

　　新型交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立，打破了城乡固守多年的“二元”体制，也逐步显现出科学管理的高效率。黄平感慨地说：“体制机制创新也是生产力，最出实效。”

　　据了解，除了改革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外，成都市还先后撤销了市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市农业委员会，区(市)县成立了城乡一体化工作局或农村发展局；成立市水务局，对全市城乡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从一条公交线路的增设到一个部门的机构改革，这种看似偶然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发展理念的革新，随着这种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发展观不断深入人心，一个崭新的城乡一体管理体制架构正在成都逐步形成。

　　南京为百姓社保织出“宽带网”

　　“我们为南京市的老百姓编织了一张社会保障网，这张网的网幅宽、网眼小、网绳粗。”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德春这样形象概括道。“网幅宽”指社会保障不但覆盖当地居民，还覆盖了外来民工；“网眼小”是指城镇职工、失地农民、在职的、退休的都能享受社会保障；“网绳粗”是指5个险种的积累已达到了57亿元。

　　目前，南京市“五险”的覆盖范围均超过了100万人，借助这张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网，南京百姓正逐步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依、失有所济、伤有所保、生有所补”。这张“宽带网”不仅托住了城市居民，也托起了失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

　　2004年出台的《南京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明确土地补偿费的70%用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政府每年从土地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基本生活保障；将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由被征地农民根据自身要求和经济状况选择具体的参保档次；按照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做到“失土不失保”、“失土不失业”。

　　今年64岁的王兰英说，按照原来的征地补偿办法发放的安置补助费顶多只够她五六年的生活，但是现在缴纳了一定的保障费后，她每月都可领取240元的征地保障金，而且保障金的标准还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截至今年上半年，南京市已有2.1万名被征地农民进入基本生活保障网，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按月可领取120元～360元的保障金或养老金。

　　随着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实行失业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意见》正式实施，从今年7月1日开始，在南京工作的城乡失业人员，将不分居住地和户口性质，一样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处长张士凯介绍，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因病在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的，按其在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的50%核报，但最高不得超过其应享受失业保险金的4倍。

　　为贫困农民擦亮一盏灯火

　　41年来，47岁的重庆市渝北区张关镇菊花坝村二社农民乐祖灿就靠一条长木凳支撑身体，严重的小儿麻痹甚至让他失去了活动关节等最基本的能力，年过七旬的父母艰难地养活他至今。72岁的父亲乐长续说，儿子自己动不了，干啥都得靠人挪，睡觉、吃饭、大小便都不离开长凳。

　　渝北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正槐说，特殊人群需要特殊政策，对于这部分缺乏自我脱贫能力的人群，将他们像城市低收入人群一样纳入“低保”救助是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具体困难的最好办法。

　　2005年初，渝北区为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进行全面调查，统计出全区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共有2万余人。2005年6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每年审批一次，享受时间为当年7月至次年6月。

　　为确保低保制度的公平有效，渝北区制定了一系列制度：申请审批程序公开透明，组织村民代表讨论通过申请低保的困难户，还要两次由各村张榜公示5天以上；低保款由金融机构每月直接代发到农户手中，避免款项流失和挪用；由区财政拨付保障金，减轻税费改革后支付压力突出的乡镇负担。

　　乐祖灿每月能领到120元低保金，因长期病痛变形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口齿含混地说：“现在国家每月发钱，我想好好活下去。” 父亲乐长续则说，有了低保，自己即使不在了，也能放心一些了。

　　渝北区委书记刘光全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需要。农村低保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长效机制，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人口、农村富裕人口和极贫人口的巨大生活差距，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温暖。

 

　　东方讲坛：讲到百姓心坎上的文化盛宴

　　上海宝山区的孙师傅从厂里退休后，在家里闷得慌。不久，东方讲坛办到了他家附近的宝山区图书馆，久仰盛名的孙师傅连忙带上小板凳赶去听。这一听，听出“瘾”来了，连着听了10多讲。孙师傅说：“咱老百姓太需要这样的文化服务了。”

　　这边，过道上刚加满坐席；那边，墙壁旁已经站满了人。这是东方讲坛时常遇到的情况。截至2006年7月17日，东方讲坛已经举办各类讲座3650场，直接听众达150万人次。从2004年5月开讲以来，东方讲坛就场场爆满。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演讲时，突遇停电，满场听众没有一人离席；有一场为海军官兵举办的讲座在舰艇上举行，不料这一天风雨交加，全体官兵仍然坚持齐刷刷站在甲板上听讲，主讲老师深受感动，也不肯落座，站着讲完了这一课……

　　2004年，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公共文化产品，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推出了这个公共文化项目，通过开坛设讲向公众面对面地传播知识。讲什么东西呢？群众要什么，它就能送什么，当地群众形象地称其为“公共文化产品的配送超市”。从世情、国情、市情到形势政策、社会热点再到人生发展、道德成长，从教育和管理、经济金融、法律知识到历史文化、艺术鉴赏再到国防知识、健康养生等，人生万象，尽在其中。

　　举办了这么多讲座，接纳了这么多听众，东方讲坛早已名声在外。然而偌大的一个讲坛却没有一名属于自己的专职讲师，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专用场地。东方讲坛办公室设在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所有专职工作人员加起来不超过10个。“东方讲坛没有自己的讲师，但是上海所有的学者都是它的讲师；东方讲坛没有自己的场地，但是上海所有的公共文化场所都是它的场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东方讲坛办公室主任潘世伟自信地说，“上海有多大，东方讲坛就有多大。”

　　上海是中国的科教文化重地，师资和场地资源不在话下，关键在于整合。而东方讲坛通过讲坛设置序列化、品牌形象标识化、听众组织社会化、师资选聘签约化等一系列运作成功盘活了资源。截至7月17日，东方讲坛的特聘讲师团人数达到1105名，举办点达到237个，覆盖上海所有区县和高校。

　　连锁超市的特点是标准化，作为“文化超市”的东方讲坛专门设计精致的品牌标识，对于会场布置、台卡摆放、形象广告、会场指示牌图片示范等细节问题也处处严格要求。细节决定了成败。

　　讲座内容是讲坛的生命，具体讲什么题目从来不是由主办方“自作主张”，讲坛有一整套信息收集机制，准确及时地把准老百姓的思想脉搏。

　　讲坛的平民视角成为其生命力源泉。东方讲坛与上海交警的成功合作就是这一正确思路的生动注脚。长期以来，警察在部分百姓心中扮演罚款者的角色，为了改变公众形象，交警部门的宣传铺天盖地却收效甚微。看到东方讲坛发展成为百姓信赖的公共平台，上海交警部门宣传负责人特意找来，希望借一臂之力。东方讲坛具体执行人生健红对他们说：“应该让百姓知道，宣传是为了百姓的生命安全，而不是为了交警的工作。”

　　“交警与您共筑平安畅通路”──一场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宣讲系列活动开始了，如何过马路、为什么酒后不能驾车、一起交通事故将给家庭带来什么后果，一线的交警们用具体的案例讲活了生硬的交通规则。“这些警察同志演讲真有一套！”听众这样称赞，他们不知道讲坛在幕后做足了准备工作，生健红透露：“许多交警精通处理事故，但不一定讲得引人入胜，我们专门组织专家集体备课，对交警部门提供的素材进行了整理。”这一系列讲座共举办了398场，每一场的听众都在280人以上，听满5场的人有4429人。

 

　　长三角政府律师助推依法行政

　　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矛盾更为复杂，政府不得不为提高执政能力全力以赴，而一旦处置不妥则可能引发各类社会问题，并招致问责。不少干部感叹，“如今这‘官’是越来越难当了！”

　　有什么“法宝”可以轻松理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吗？长三角一些省市创造性地将律师吸收为党委政府的“高参”，通过律师的监督、提醒、帮助，多次把不稳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政府与律师群体这一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有力地推动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杭州临安市昌化镇是浙江重点工程杭徽高速公路的必经之地，在征地过程中，当地许多农民认为补偿标准过低，多年来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和交涉均无结果，还被某些干部视作“缠访户”。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临安市调研时，他们将心中的委屈一股脑儿向领导倾吐出来。

　　在接下来的接访过程中，和省领导同坐一排的随访律师邱雪良表现十分显眼。他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就土地征用标准、拆迁安置等问题向上访群众逐一解答，并回答了有关领导的现场法律咨询。有了律师的法律知识支撑，省委书记当场作出批示，要求临安市依据法律，按标准给上访农民补偿。政府按法律办事，群众口服心服，这场持续多年的群体性上访活动就此息访。

　　浙江省领导带律师下访的制度源于2004年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委员唐国华的建议。从2005年开始，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律师随同制度”，效果良好。在一些涉及企业改制、房屋拆迁的重大群体事件中，动用大量警力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律师的参与下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

　　上海、浙江等地政府还普遍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为招商引资、经贸谈判、重大改革提供法律意见的同时，顾问们还协调、化解突发性矛盾纠纷，协助政府领导做好信访接待工作。上海不少政府法律顾问不辱“高参” 使命，成为政府消除矛盾隐患的“排雷专家”。目前，律师参与上海19个区县政府领导每周四的例行接访已成制度，市直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志愿团成员每周一、三、五轮流参加市委、市政府的信访接待，每年平均接待来访市民3000多批约7000人次。

　　目前在上海、浙江等地，律师在政府行政过程中以专业法律服务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渐成风气。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吕红兵说，由于律师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法律专业知识，易于得到上访人的理解和信任，从而缓和了他们和政府的对立情绪，避免了过激行动的出现。法律在化解纠纷过程中充分显示出公平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地方，政府大多是在与群众的矛盾到了无法调和、坐不到一起时才想到律师，而不少矛盾当事人对律师参与政府工作的身份和作用心存疑虑，许多群众依然是“信访不信法”。

　　接受采访的有关专家认为，要多让律师知晓、参与立法、行政的全过程，听取从律师等渠道传达过来的社会意见，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时尊重法律，而不是领导拍脑袋、暗箱操作。否则，“律师化解老矛盾的进程，远远赶不上政府制造新矛盾的速度”。

　　房屋拆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上海市“为被拆迁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志愿团”成员杨振裕律师说：“我们说是为被拆迁户提供服务，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为拆迁人提供服务，让他们做到规范。大量例证表明，动迁矛盾的责任主要在拆迁一方，如果能够做到规范合法，杜绝暗箱操作，矛盾就不会这么多、这么激烈。”

　　不少律师反映，律师在矛盾激化后很难在提供法律服务上有所作为，只好充当政府和群众的调停人，当起“调解员”的角色。对于违法行政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事前预防和监督相对于事后亡羊补牢而言完全是事半功倍。

　　浙江省委党校行政管理学教授吴锦良认为，在律师参与政府工作过程中，要警惕两种倾向：一是这项制度有可能成为地方领导的政绩工程，律师成为信访现场、政府会议的“法律花瓶”，只看不用；二是在制度设计上应尽量选拔优秀的律师参与信访、法律顾问工作，防止有些素质不高的律师借“曾和领导一起工作”的名义，在外招揽生意。

　　接受采访的律师们认为，有效发挥律师在依法行政中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律师要充分掌握信息、全程介入，不要出现矛盾才想到律师。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徐晓青说，律师要参与高层听证、咨询，政府的预警信息、维权及稳定的信息要及时传递给律师。

　　目前政府与律师的合作机制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律师志愿参加，而要建立律师介入的长效机制，还需要把市场行为和志愿行为结合起来。

　　六朝故都弹拨“和谐三部曲”

　　地处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故都的南京市建邺区，近年来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治理社会，在服务流动人口、依法拆迁、新城建设等三大任务中，款款弹奏出一曲曲和谐之音。

　　让外来人口感受平等与和谐

　　来自河南的务工青年陈冠群是南京建邺区一名专职的社区流动人口协管员，有固定的收入。来南京已有15年的陈冠群说，他先后当过上新河、兴隆和南苑等派出所的联防队员和流动人口协管员，处理街道、村里的计生工作。平时，他还经常扮演居委会大妈的角色，流动人口哪家有困难了，哪里有矛盾了，他就要出面调解。

　　南京建邺区目前约有外来人口12万，占全区人口的43%。建邺区确立了“让建邺成为外来人口‘第二故乡’”的理念，从“堵、防、控”式的管理变为“以人为本、周到服务”，从仅为保治安、计划生育的单项目标变为发展区域经济、鼓励勤劳致富的综合目标。为此，区、街两级成立了外来人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21个服务站。同时，按400∶1的比例配备了300多名外来人口工作专职协教员。建邺区还积极探索了“以外管外”模式，选配外来人口中威信高、作风正派的人参与管理和协调。

　　据了解，为切实减轻外来人口的负担，暂住证、外来人口就业证在建邺区都是免费办理。建邺区还在全国首家建立外来工子弟小学，现就读外来工子女已超过5000人。街道和法院设立了外来工维权站和维权热线。“在这里，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平等。”来建邺4年的安徽农民王小标这样说。

　　让拆迁居民“居者有其屋”

　　作为南京新城建设的主体部分和第十届全国运动会主场馆所在地，自2001年以来，建邺区5年拆迁了2万多亩，拆迁村(居)民1万多户。建邺区区委书记陆志鹏介绍，区里探索出一套比较有效的拆迁办法：所有的拆迁工作在具体实施上，坚持“三公开一监督”，即拆迁政策、补偿标准、办事程序公开，全过程接受群众监督；在政策执行上，坚持就高不就低、就宽不就严；在拆迁现场，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经济适用房导购、就业安置等多项服务，对“低保”、特困户“一户一议”，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补助，在买房、就业等方面优先照顾。“这一整套办法保证了我们在近些年的依法和谐拆迁中，没有发生一起恶性事件。”

　　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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