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象罗列
1、05年2月18日, 英国在食品中发现苏丹红,下架食品达500多种;05年2月23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发出紧急通知,重点检控进口产品中的苏丹红一号,以防进入国内流通渠道。肯德基所属百胜餐饮集团立即要求供应商对相关调料进行检测,并提供书面确认。05年3月4日,北京市有关部门从亨氏辣椒酱中检出“苏丹红一号”,并确认苏丹红来自广州田洋。05年3月15日, 在肯德基新奥尔良烤翅和新奥尔良烤鸡腿堡调料中发现了微量苏丹红(1号)成份。
2、2006年11月18日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心检验所在对鲜鸡蛋和蛋制品的专项检查中,检测发现福州市麦德龙和家乐福超市所售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好土”“鸟王”鲜鸡蛋,苏丹红Ⅳ号含量分别为0.2毫克/千克和0.3毫克/千克。质监部门紧急出动执法人员,对两家超市在售的神丹公司产蛋制品进行查封扣压。随之河北、广西等地也都查出“红心鸡蛋”。
3、2006年5月30日北京有23名消费者在一家名为“蜀国演义”的酒楼食用“凉拌螺肉”后,引发广州管圆线虫病(属于脑膜炎一种)。6月25日,北京友谊医院临床医生到西城区北京蜀国演义酒楼和该酒楼朝阳区劲松分店紧急调查,发现该酒楼销售的“凉拌螺肉”为“福寿螺”,并检测出在12只螺中有2只有广州管圆线虫幼虫。根据患者共同就餐史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临床确诊为广州管圆线虫病。
二、原因分析
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法规不完善,管理不力。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系统的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现有法规分散、零乱,且标准过少。如农药残留问题,我国只规定了62种农药在食品中的最高残留量,而美国规定了115种,日本、加拿大分别有96种、87种。由于法规不完善,对于农产品农药残留造成的人体伤害,尚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如对销售有毒大米的行为,除没收外只能按出售伪劣商品处罚,最高罚款额为米价的5倍,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二是缺乏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食品安全涉及农业、环保、质检、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一大隐患。
三是监管能力薄弱。目前我国有39种农药残留物检测方法,但实际应用的不足10种;国家对食品添加剂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但在全国100多家生产企业中,取得合法资格的仅20余家。
三、措施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有关部门建议:
一、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管理法规体系,加强监督管理。
二、加强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安全管理。
三、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国际食品贸易的发展形势,认真研究国际组织及各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促进食品安全标准与分析监控标准尽快与国际接轨。从环境质量标准、农产品卫生标准、食品加工标准综合进行考虑,实行全过程控制。
四、参考文章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目前的食品安全,确实到了非抓不可的程度。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吃起来都不放心,无异与天塌下来一样严重。
近年来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以及行政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在原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担负起对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管理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的查处职能。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抓好食品安全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样近乎绝地求生的地步呢?按照斯密的论述,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的操纵,本来是可以确保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的。但在食品市场上,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一次性交易等问题,就为安全问题的出现埋下了隐患;当然,如果政府监管是强而有力的,市场失灵并不一定会使食品安全出现这么严重的局面,但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却也是事实。
追问到这个层面,也就可以解释食品安全频频亮起红灯的原因了。可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尽管市场调控和政府监管双双失灵,但这仅仅是为食品安全出现问题提供了可能,至多是诱惑,食品生产和销售者仍然有不卖有毒、有害食品的自由。如果他们愿意服从内心深处的道德戒律的话,完全可以抵制这种诱惑。道德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可以超越市场、超越政府的。但让人震惊的是,许多食品的生产和销售者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道德感,如安徽“劣质奶粉”案、广州“毒酒案”等,简直是丧尽天良,谋财害命。
为什么会这样?从传统看,我们民族本来是很强调道德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都是这方面的道理。此外,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怕遭报应的心理,也使得一些人不敢肆意作恶。问题是,现在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没有人信了。
追根溯源,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或许能够答疑解惑。“现代性”促使传统社会的一切神圣价值“脱魅”,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理性化,导致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凸显到极致。这种做法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推广开来,就表现出其不合理的一面:把手段当作目的来追求。反映在食品行业,就是既然利润是最高目的,那么使用有毒、有害的原材料也是合理的。
此外,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度把效率强调到极致的做法,无疑强化了无视道德的趋势。与西方文化中人人都需要单独面对上帝“最后审判”的情景不同,中国民众习惯于以精英阶层的行为方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坐标———当精英阶层放弃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当,“越堕落越快乐”,社会也就堕落得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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