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的理论体系。他指出，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武装斗争也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部分。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是三大法宝的中心一环。

　　(一)武装斗争

　　随着国民党的背叛革命和大革命的失败，在党的八七会议中，毛泽东强调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1938年11月《战争和战略问题》)

　　1.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1926年9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由富农、中农、贫农组成，其中，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中国的红色政权(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客观条件、主观条件(1928年10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2)提出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际上否定了“城市中心论”，确立了要以“乡村为中心”的观念，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1930年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总之，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有一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军队作为骨干，有一整套的正确战略战术，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并以根据地为依托，实行“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论联合政府》)

　　(二)统一战线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瞿秋白在党内最早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概念。统一战线的建立经过了四个阶段，国民革命时期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土地革命时期建立了工农联合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党的有关决议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全部成为反革命，在一段时期内，没有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和中立，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

　　党的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路线，彻底解决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1935年12月《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之后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以及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他认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且，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革命的动摇性、妥协性是由其软弱性决定的。

　　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论政策》)，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948年《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共同纲领》的颁布实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2.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1950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要求“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

　　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而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且执政的共产党需要有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包括来自各民主党派的监督。(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三)党的建设

　　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1929年12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核心内容)。

　　提出党的两个先锋队理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瓦窑堡会议)，纠正了在党的组织发展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是一项伟大的工程。(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演讲；同年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又作了一次讲演。这两次演讲都指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论联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