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消息:美国《侨报》12月8日文章,原题:“中国梦”不应该只是“公务员梦” 中国百万大军参加公务员考试连日来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来自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数为141万,确认参加考试者为103万人,竞逐1.6万余个职位,平均竞争比为88比1,最热门职位创下了4961比1的纪录。
如果将之与曾被誉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中国高考比,就不难发现,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早已今不如昔了。2010年全国参加高考的学生总数是946万人,招生总数为657万人,录取比率高达69.4%。无怪乎有人惊呼:公务员考试已成为“中国第一考”,是中国“国考”!更有网民把参考者戏谑地称为“考碗族”。
中国学子如此热衷考公务员也引起外界担忧,有外媒甚至批评“人人争考公务员阻碍中国发展”。事实上,“考公务员热”背后凸显的是中国几十年来始终无法摆脱的、具有某种周期特点的就业压力。回顾新中国的历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大陆便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人口迁移运动”。这种“迁移”浪潮虽有不同的原因,但就业却是一个不曾改变的驱动因素。
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到70年代的“参军热”,从80年代的“考大学热”到90年代的“下海潮”、“出国潮”,以及最近十年来交替出现的“留学潮”、“考研(论坛) 潮”、“考证热”、“进外企热”、“进国企热”、“考公务员热”等,每一次潮流,大众趋之若鹜的直接目标只有一个--获得一份好工作。而其产生的直接结果则是:延滞或分流就业人口,暂时或部分缓解就业压力,但同时也引起就业结构失衡。
有专家预计,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未来10年,中国16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在9亿以上,2013年至2020年将超过11亿;未来5年,15岁至64岁的劳动人口将净增1259万人(其中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职业技校毕业生等)。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换言之,只要中国的就业压力继续存在,类似“考公务员热”现象还会屡屡出现,不是在公务员领域就会是在其他领域。
作为一种职业,中国采用公开招考方式录用公务员,毋庸置疑是一种改革和进步,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值得提倡。而报考人数的增多本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为行政体系选拔更多德才兼备者提供充足的人选,总比过去“关门”挑选的机制要好得多、透明得多。
问题之关键在于: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公务员?当局有无总量控制标准?公务员岗位设置是否有合理科学依据?近年来公务员队伍究竟扩大了多少?还能不能精简?
中国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员庞杂、吃“皇粮”者太多,近年来已受到外界诟病。此前有专家曾指出,中国的民与官之比已达到二十几比一,比西汉时高出300多倍,比清末高30多倍,比改革开放初期也高出近3倍,“官家人口”之比如此之重可谓史无前例。
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诸多国家出现财政危机,纷纷缩减公务员数量、降低公务员待遇等,中国公务员报考的“热闹”确是一道“特殊风景线”。这显然与中国就业与分配政策的失衡关系密切,也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江浙和广东地区。改革开放给生活在那片热土的人们更多经商创业的机遇,当时珠三角因此流行“有出息的男儿不做官”这句话,甚至官员大量下海。正是那股“办厂热、经商热”铸就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先锋地位。
可以预见,中国政府何时将政策调适到有利于个人创业、有利于产业均衡发展和社会的良性就业、有利于更有效地创造社会财富,今天的“公务员热”何时才会退潮。
在人类历史上一轮涉及拥有最多人口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历史图景中,中国正扮演着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重要角色。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转型还是国防建设、民生改善、道德重建,方方面面都在渴求更多的社会精英和专业人才。当代每一个人的“中国梦”本应汇集成五彩斑斓、多元共享的样本。换言之,社会变革进程应该鼓励人们的“科学家梦”、“企业家梦”和“行行都能出状元的梦”,决不只是“公务员梦”和“做官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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